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Ο二研究所——追忆抗战英雄吴运铎

引语：十五年前，我第一次走进吴运铎纪念馆，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声情并茂地和我讲述了吴运铎的故事，讲到动情时，老人哽咽着落下泪来，那一幕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忆深刻。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想把那年那天那位老人讲给我的故事，继续讲给更多的人听......

在吴运铎纪念馆里，陈列着一副三角板和一把丁字尺，数字刻度依旧清晰可见，这不仅仅是一件展品，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它属于一位名叫吴运铎的兵工战士。

吴运铎，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大连建新工业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兼引信厂厂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五机部机械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等职，是毛泽东、朱德等人熟知的枪炮大王，兵工专家，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兵工事业开拓者”。

使命的召唤：建立兵工厂

“我们多流一滴汗，战士在前方就少流一滴血！”1938年的那个秋天，修械所墙上这句口号对于忙活的吴运铎和工友们来说，不再是标语，而是每天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的承诺。

吴运铎，自幼在煤矿生活，十四岁那年，随父亲来到湖北黄石富源矿山当学徒，为了谋生，他下煤窑，做电工，当钳工。在矿区长大的吴运铎对机器非常感兴趣，在繁重的劳动间隙，他自学机械知识，把车间当书房和实验室。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吴运铎亲眼目睹同胞被日军残害，骨子里的爱国情怀，使他萌生了到前线战斗的念头，吴运铎辗转千里寻找革命队伍，终于来到皖南根据地加入了新四军。

穿上军装的吴运铎期待扛上钢枪上战场。可组织考虑到他是机电工人、懂技术，部队正缺枪，便把他分配到了军部修械所。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告诉他：“拿枪和修枪、造枪都是革命的需要。你们是技术工人，应该到那里发挥自己的专长，为革命作出贡献。”

抗战初期，新四军的武器极度匮乏，当时许多战士都是手持大刀、长矛、土枪等落后的兵器与侵略者殊死拼搏，武器的供应成为了对敌斗争的关键。1939年春天，新四军军部要在山沟里建立第一座兵工厂，制造新步枪，组织上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吴运铎，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数不尽的困难，没有厂房、没有材料、更没有机器。

“什么是工作？工作就是向困难作斗争，一个真正的人，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对战斗的回答是胜利，对胜利的回答是永远谦逊。”永不服输的坚韧品格让吴运铎和困难敢于说“不”，他没有被困难吓倒，倒是横下心带着大家在一片空地上，用茅草建起了“茅屋工厂”，用老乡磨面的石磨作为发动机，用大长木凳改造成旋床设备，没有金属，用石头和木头造工作母机；没有设计图纸，就边量边翻制，用牛皮当传送带……改造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土机器”。在吴运铎的带领下，工厂从无到有，设备从“土”到专，步枪的产量提升了好几倍，造好的新步枪一批又一批地送到了前线。

艰难的开拓：研发新武器

“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他既是一线与死神赛跑的战士，又是用智慧和双手研制新武器的工程师。

抗日战争时期，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吴运铎成功研制出步枪、子弹、迫击炮弹、枪榴弹、平射炮以及定时、踏火等多种地雷，扩大了武器弹药的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建立子弹厂。1941年9月，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军司令部决定建立子弹厂，吴运铎临危受命。他一边成天揣想子弹各部分的制造方法，一边到处搜集空单壳，用钢模压制，使它恢复原形，再造成子弹模型，弹壳底部的火帽便把不能再用的裂口的空弹壳锤成薄片来代替，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下，火药原料是找不到的，他便把红头火柴的头刮下来，用酒精泡开再掺上些锅烟子配成了发射药，造子弹的难题解决了，年产60万法子弹厂建成，源源不断地子弹配发到了战士们的手中，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研制枪榴弹。1943年春天，吴运铎奉命研制枪榴弹，加强部队的火力，狠狠地打击敌人。他把粗铁棍锯断掏空,制成枪筒,套在步枪口部,再用铸铁造成形状像迫击炮弹那样的炸弹装在枪筒内,利用空包弹把筒内的枪榴弹发射出去。计算枪榴弹的火药压力需要高深的力学、数学知识，吴运铎一边用更多的试验来弥补知识的不足,一边没日没夜的翻阅书籍,一次一次试验，一遍一遍修正，经过不断改进枪榴弹终于试验成功，在之后的战斗中成了摧毁日军的“重家伙”，极大地提升了步兵的面杀伤和反工事能力。

研制平射炮。1944年初，日军、伪军对淮南抗日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扫荡”，四处修筑碉堡，手枪手榴弹都难对付。新四军军部下达紧急命令，吴运铎负责主持平射炮的设计和制造，军工部着手筹建炮厂，改制平射炮弹。吴运铎不但要绘图，还要着手解决缺材少料的问题：炮身缺钢就用生铁、炮弹用铸铁，炮弹壳缺铜就用绸子包炸药，炮架的轮子用黄杨木……几个月后，造出36门平射炮和大批炮弹，粉碎了日军伪军的“碉堡战术”。

研制各种地雷。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上级要求兵工厂想办法制造地雷，可吴运铎从没有见过地雷，他凭着模糊认知认为既然叫地雷，可能就是埋在地里的炸弹，也是利用爆炸的破片杀伤敌人，顺着这个思路，他先用铜壶滴漏的办法来定时,又用手电筒上的灯泡磨出一个小洞填进火药,再用纸把小洞补起来，一过电，钨丝把火药点着,制成引爆的电雷管,后改用钟表发条来定时,定时地雷终于研制成功，再把发条定时器换成脚踏板来引爆电雷管,研制出十分灵活的脚踏雷和拉火雷等多种地雷，在主力部队的地雷战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组织的需求就是最大的需要。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面临多少艰险，吴运铎从未有过半点的犹豫和退却，在吴运铎和战友们的努力下，他们建立的兵工厂从最初每月只能修理几十杆步枪发展到能年产数十万发的子弹、数千发炮弹和大量地雷、步枪，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英雄的诠释：血与火的淬炼

英雄从来不是天生的。他们只是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的普通人。他们选择了责任，于是超越了恐惧。

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这是吴运铎和他的战友们保障前方部队打胜仗的根本宗旨。为了研制武器弹药，吴运铎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从不畏惧。他的选择是对“英雄”最深刻的诠释。

拆定时炸弹。1941年秋，吴运铎奉命拆弹挖炸药。8 颗炸弹有1 人高，而且离得不远，要是有一颗爆炸，其余受到爆炸波的感应，也会一起爆炸。为了避免无谓牺牲，吴运铎动员随行的人到两里外的土坡后面隐蔽起来，他独自一人上前，当发现是定时炸弹时，他心里有些害怕，但他意识到绝不能临阵脱逃，活着就要完成任务，死了就算革命到底！他十分细心地把炸弹顶上和弹尾上的信管都卸下来了，取出了700 多斤炸药。

修复旧炮弹。1942年，吴运铎接到前方急需、抢修炮弹的任务，他带领同志们连夜为废炮弹除锈、填药、安装弹尾、尾管、引信。因为缺原料，制造不出雷汞，吴运铎冒着生命危险从雷管里挖取雷汞。雷管在他手中爆炸，炸裂左眼晶体，炸伤左膝盖，炸掉左手四个半指头。他昏迷了十几天后奇迹生还，但留下了严重的身体伤残。

检验杀伤力。1947年，为了检验炮弹的杀伤力，在一次排除哑弹故障时发生了爆炸，吴运铎瞬间被炸出十几米远，由于伤势太重，抢救的医生怕他麻醉后醒不过来，做手术时连麻药也没敢用，吴运铎疼得昏死过去。住院的两个多月时间，光是手术就做了很多次，最终他硬挺了过来。治疗期间，吴运铎坚持看书学习、构思设计方案，凭借着微弱的视力和仅有的一只手，用一副三角板完成了引信的测绘和设计草图，完成了钢炮弹的设计。

“既然是战斗，总有牺牲者，不是我，就是别人。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对于受伤，吴运铎毫无怨言。在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他带领团队攻克难关，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提供了大量的弹药支援。

信仰的灯塔：把一切献给党

“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交给党！”

从1939年入党到新中国成立，吴运铎始终战斗在兵工科研生产第一线。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完成任务。他身上的几十块弹片如同功勋章一样，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的精神追求。

这一切力量的源泉，来自于他坚定的信仰：把一切献给党。

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于1958年3月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所（今202所）所长。担任所长期间，吴运铎始终瞄准科技前沿，在常规兵器发展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和新理念，他认为：武器装备的研制论证要有“梯次配备系列”；要搞好厂、所、院校“三结合”；要急部队所急，想战士所想；要尽量减轻武器重量，不是“斤斤计较”，而要“两两计较”；第一线作战武器既要有机动灵活性，还要提高火力，有足够的威力摧毁敌人的目标。“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常规兵器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吴运铎为二Ο二所建所30周年的题词激励着一代代二Ο二所人永葆强军兴军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定姓党为军的政治本色；始终坚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以发展中国装备科研事业为己任，坚定履行强军首责，矢志为人民军队提供一流的武器装备，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支撑。

有一种胜利，不是占领了多高的阵地，而是守护了不屈的精神。那副三角板安静地陈列在吴运铎纪念馆的玻璃展柜中，仿佛诉说，吴运铎，从未离开！他化作了一种永恒的精神坐标，告诉我们：何谓信仰，何谓奉献，何谓把一切献给党！

故事会讲完，但精神的回响永不终结。吴运铎，这位中国的保尔，一个响亮的名字，划破历史的长空，他点燃的薪火，正千秋相传。（作者：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Ο二研究所 吴从燕）